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10周年。日前，由世界贸易组织参与举办的世贸组织教席计划在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举行。期间，本报记者采访了世贸组织教席计划全球顾问、新加坡管理大学贸易法专家高树超，以及世贸组织教席主持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WTO学院院长张磊。在对话中，他们认为10年来中国表现出高成长性的特质，并建议中国应逐步成为国际规则的积极利用者乃至制定者。记者：尽管中国入世将满10年，成绩显著，但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中国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这是为何？高树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外贸总额居世界第六位，现在外贸总额居第二位。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和铁矿石等进口国、最大的钢铁等出口国。中国制造的服装等商品在国际市场也占有重要地位。今天国际市场上经常讲的“中国价格”，其由来正是中国需求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具有的重要影响力。这些都说明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大国。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把握国际贸易规则的能力不足。世贸组织是一个非常讲究法律规则的国际组织，对世贸组织成员而言，把握规则的能力非常重要。加入世贸组织10年来，中国已逐渐熟悉了各种国际规则，未来还应进一步成为规则的积极利用者乃至制定者。在参与制定规则方面，中国作了很多努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字，10年来中国向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共递交了100多项提案。未来中国应更加积极地争取参与制定规则，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记者：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市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越来越被国内所关注。请问，定价权为何成为贸易国竞相争夺的对象？中国该如何拥有定价权？张磊：对大宗产品消耗较大的贸易大国而言，定价权有重要价值。这是因为，不能规避大宗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则意味着增加其国际贸易的不可预测性，这既可能削减国际贸易中所获取的利益，也可能波及其国内要素价格乃至整体价格水平。对我国目前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还可能意味着输入型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实例，已经发生在铁矿石领域。目前，能够通过商品期货市场决定其远期价格的大宗商品已经基本都标准化为期货合约，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从商品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期货交易所手中。而这些期货交易中心主要在伦敦和纽约。伴随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是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衍生产品市场的主导权，而后者正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为其核心经济利益。通过金融期货市场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进而维护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维持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是拥有定价权的最根本目的。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对国际期货市场的参与程度低，目前仍主要是国际期货市场价格的接受者。高树超：除加快中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之外，中国还可以通过购买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巨头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发行的股票来控股这些交易所，进而掌握定价权。记者：现在，国内开始强调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如何评价这种转变？高树超：这与中国经济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密切联系。众所周知，出口可以挣外汇。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冠居全球，外汇的增加与否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稳定已不那么重要。此外，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考虑挣外汇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例如，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其背后的代价是资源能源消耗大。因此，平衡进出口是来自中国经济本身的一个自然需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越高，其经济开放度就越高。这种开放不但可以增加竞争、提升效率，最终还会促进该国或地区整个经济的发展。但是，贸易依存度过高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而目前世界经济并不稳定。中国提出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调动好这个市场、扩大内需，对于降低对外依存度、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帮助作用。记者：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的突破口在哪里？教席计划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推动作用？张磊：上海要建设国际贸易中心，首先可以提高国际贸易能力、贸易便利化程度。例如，以自由贸易区为突破，先建设成亚太地区区域性贸易中心，或优先考虑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建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中心。其次，应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本身不是主要的出口产品，也不是高科技产品。如果过于偏重发展汽车工业，可能就会对贸易结构调整产生影响。此外，目前上海国际贸易中的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多、出口少，应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世界贸易组织教席计划除强调科研外，还强调教席为其所在国家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在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最佳贸易便利化城市”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此外，由于上海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教席计划可以通过技术援助方式为上海获取更多的技术援助和学术支持，尤其是争取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援助。